以前常听人说日本的医疗水平不怎么样，主要是医生的经验不够丰富等等，想想也有道理，中国人口众多，医生见多识广，当然是熟能生巧了。可是，在日本生活多年，免不了头痛脑热的，和各种科目的医生打过交道，才知道从前完全陷入了宣传误区，日本的医生同其它各行各业的同志们一样首先是认真，不是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两字嘛。
今天想起我儿子在日本就医的故事。那是两年前的夏天，我从京都跳槽到埼玉。儿子因为刚进入私立初中，准备让他暑假再转学过来。一天晚上，儿子突然便血，妻子急忙叫救护车送医院。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救护车都是免费的，而且最新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平均到达时间为六分四秒。送医院后经检查确诊是“憩室炎”，其实，儿子四岁在上海便血，医生也曾怀疑是“息室”，即肠子有一凹陷处，发炎导致穿孔出血。但是，上海的医生说出血的时候不能检查，止血后又找不到出血点，最终没有确认而不能动手术。
说到这里，想说几句题外话。写日本游记或者生活随笔，总免不了与国内的类似情况相比。譬如，中国人下雨打伞，日本人下雨也打伞，这就没有写头。你在东京街头看见骑自行车的日本人下雨打伞，觉得挺新奇，就会写进游记，有时忍不住会加上一句“在中国的大街上就很少见到这种情况”。这种比较手法非常自然，设身处地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这么思考，可网上经常看到一些恶棍对此无理纠缠，为什么你老是说日本好话，只有不予理睬了。
言归正传。当天晚上8点，我在埼玉接到京都市立医院岩琦医生来电，说手术暂定于后天，最好让我明天去医院相谈。我连夜赶到京都，第二天早上和医生见面。岩琦医生有两条建议：一是手术一定要做的，晚做不如早做；二是同时切除盲肠。对于第二点我有点犹豫不决。岩琦医生做事特别认真，马上打电话到东京，找到从上海来研修的李博士，让李给我详细解释盲肠的利弊。我只好尊重中日两国专家的意见了。下午就开始做手术准备，麻醉科医生来说明麻醉方式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护士们不断给儿子喝药清洗肠胃。医生说手术预定两小时，伤口估计10厘米。
手术当天，我和妻子等候在手术室外，两小时手术结束后，岩琦医生把我们请到会客室，指示我们带好手套，一起触摸切除下来的东西：小肠8厘米，还有一段盲肠。岩琦医生说，腹部伤口约5厘米，用的是激光刀，整个手术流血不超过5CC。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开始我还担心是不是要输血呢。由于采用的是气体麻醉，橡皮管子拔掉10分钟以后恢复知觉。儿子痛得大声喊叫，医生再给他打了3次止痛剂，一次有效两小时。
手术次日，我早上到医院的时候，儿子说已经不觉痛了，而且伤口上的纱布已经拿掉。我问医生什么时候拆线？医生说根本就没有缝线，愈合伤口使用的是“胶水”。手术后第三天，医生让他开始走动，下午，居然就让他去洗澡了。
我现在之所以能比较详细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一是有一封给亲友的信件原稿，二是日本医生护士们的热情和认真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当时事发突然，我也顾不上礼节了。后来细问日本朋友，其实日本的医生也是收红包的。只是红包的金额（数万日元）和医生的收入（数百万日元）之比例很低，表示一下谢意而已。我没有送红包，医生也照样认真负责一视同仁。
让人感动的是，岩琦医生在详细说明手术方案后，还热心地告诉我，整个手术费用大约90万日元，按医疗保险规定自己负担30%。我当然知道实际上每月支付金额是有上限的，好像在7万日元左右。但是，岩琦医生继续说，你儿子算是先天性疾病，京都市有优惠政策可以利用什么什么基金，他说他有权开证明，让我到区政府去办个手续，就可以免去所有治疗费用！我拿着岩琦医生的证明到区政府登记一下两分钟就办好手续了，我至今也还不知道确切的名堂，反正由别人买单了。
说到这里，又要发挥几句了。在日本办事，大家都按规矩做，从来没有托熟人开后门之说法。而且，几乎所有为你办事的服务员都是以同样自然的微笑使你感到放心。想想国内现在的情况，真的很担心有朝一日回国生活的话如何适应。
一星期后出院，岩琦医生交付病情记录，他知道我儿子也马上要迁移到埼玉，还给埼玉的相关医院写了一份介绍信，叮嘱如有异常及时去复诊。数天后，我从信箱里收到几张血淋淋的手术照片，从编号上看，整个手术过程是全部记录在案的。我不由暗暗感叹日本人的认真和细致。作为后话，我给岩琦医生寄去一份薄礼以示谢意。
我儿子这种毛病不能算是疑难杂症。可回顾之际不禁让人产生许多联想：如果在中国的话，一个外地民工的儿子生了急病会得到如此及时的医治吗？如果你没有交足医疗费用，医生会把你推上手术台吗？如果你没钱送上红包，医生还会依旧如此认真热情一丝不苟？还有，还有……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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