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之前发关于夏天如何不把孩子遗忘在后座的文章前后，我们同一些朋友和读者聊过这个话题。但最普遍的反应是：“要多不负责\糊涂\不清醒\记性差的父母才会把孩子忘在车里？”，“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能把孩子都忘车里的人，这些窍门肯定也记不住！”实际上真是这样么？ Xgd!i}6Q qDhz|a#
今天我们翻译了华盛顿邮报的2009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Gene Weingarten凭借这篇文章第二次获得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作者采访了十几位犯过同样错误的父母，以及相关的专家，探讨到底是什么人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他同样揭示了一个无情的世界：每个人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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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发表过的最长的文章，但我们之所以翻译这样一篇超长的报道，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值得每一个父母认真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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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致命的分心：把孩子忘在汽车后座是可怕的失误，还是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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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是一个超过130公斤的巨大男子，但他身上的悲哀和耻辱比他还要重。在勉强塞进去的扶手椅里面，他弓着背在一张接一张的纸巾中抽泣。他的妻子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煎熬着心不在焉地扭动着结婚戒指。房间就跟坟墓一样。证人们正在轻声描述，但事件中蕴含的巨大悲痛让他们失去了冷静。医院的急诊室护士介绍完警方第一次带被告来时的样子后，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记得那时他非常紧张，眼睛紧闭，身体摇晃着，能感觉到他在承受内心深不可测的折磨。他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说话，直到护士坐到旁边握着他的手。这时他说：他不希望恢复平静，他不值得从痛苦中获得喘息，他想感受这一切，然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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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审理的是一起由维吉尼亚州政府起诉的故意杀人案。案件的过程没有任何争议：49岁的迈尔斯.哈里森是一个和蔼的人，一个勤奋的商人和溺爱孩子的认真父亲。但这一切结束于那个夏日——他因为工作的困扰一个个不停地打电话，而忘记了把儿子蔡斯送去托儿所。结果在他办公室外的停车场，孩子在汽车座椅上呆了9个小时，因7月的酷热而慢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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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费解，无法原谅的错误，但是不是犯罪？这是需要法官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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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庭中的某个时刻，哈里森摇摇晃晃的离开法庭。这时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失态，他双眼低垂快要摔倒，在别人扶住他后，失声痛哭“我可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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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一群准备参观法庭的中学生进入了房间，带团的老师明显没有预料到现场的情况，几分钟后，这些睁大了眼睛的孩子被带出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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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将持续三天。而有两个女人一直坐在法庭后排侧边，她们花了几个小时的路程赶到了这里。和听众席上绝大多数人一样，她们并非是被告的亲戚、朋友或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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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的下肢呈红色和紫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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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医开始展示本案最痛苦的证据时候，后排的这两位女性慢慢依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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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的颜色变成绿色……器官自溶……我们称之为皮肤滑移……死亡时体温达到4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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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并矮一些的玛丽正在发抖；而高个子金发的林恩则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握住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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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庭审结束后，林恩.贝尔福和玛丽.帕克斯安静地离开了法庭，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们本不想来这里，但她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无论是为了被告——还是更复杂一些——为了她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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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有三个有同样心碎经历的人同居一室。他们三人都曾经因为同样无法令人理解的现代失误方式，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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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用词是“高温致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故事往往是相似的：本来一个热爱孩子的细心父母某一天因为日常生活的一点变化，变得忙碌、分心、烦躁或者困惑，然后……将孩子忘在车里。这样的事情全美国一年会发生15-25次，贯穿春夏和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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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在1990年代，汽车专家认为副驾驶的安全气囊会伤害孩子，他们建议将座椅移至后排。而且为了新生儿的安全，座椅应该面向后。假如有专家能预见这个变化会让家长看不到孩子，以至于导致这些悲剧的话……唉，谁又能怪他们呢？什么样的父母才会把孩子忘在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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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富人会这样做，穷人和中产阶级也会。所有年龄和种族的家长都会这样。母亲出现这样悲剧的比例和父亲一样多。心不在焉型的人和细节控同样都会这样做。半文盲和高等教育也没有区别。在过去的十年中，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牙医、邮递员、社会工作者、警官、会计师、士兵、助理律师、电工、新教牧师、犹太教学生、护士、建筑工人、首席助理、心理健康顾问、大学教授和比萨厨师的身上。包括一个儿科医生家庭，同样也包括一个火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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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某天中这样的事件发生了三次，这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年中的最糟糕的一天，而且这样的趋势还没有减弱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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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件都有些不同，但一个可怕的时刻是相同的：当家长接到自己配偶或托儿所的电话，意识到他或者她的失误。他们疯狂的冲到汽车旁边，而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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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件都有它骇人的特质：一个父亲将车停在市集旁边，当他发现孩子的时候，旁边响着的是欢快的风笛声；另一个父亲试图从现场的警察身上抢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包括玛丽.帕克斯在内的一些人，则会开车回到托儿所，她们以为自己早上已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尸体其实就在车的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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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田纳西州的业务主管查塔努加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在烈日下，他的车子响了三次移动警报，而他看过去没发现车子旁边有人，就遥控解除了警报，继续回去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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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各种失误中，这种情况对社会关于犯罪、惩罚、公正和仁慈的概念的挑战最大。根据国家儿童安全宣传小组的统计，大约40%的这类事件中，孩子的死亡被认定是可怕的事故——家长因为一次记忆错误而一辈子活在内疚之中，这远远超过任何法官或陪审团的量刑。而在另外60%的事件中，基于类似的事实，应用类似的法律，相关部门却认为家长的疏忽非常大，后果严重，必须积极的用重罪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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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哈里斯将孩子忘在公司外停车场的5天前，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东南方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有一名叫安德鲁·卡佩珀的环卫部门电工，在结束了一个漫长值班后，他从父母那里把1岁左右的孩子接上，开车回家，走进屋子，然后就睡着了。被他遗忘的孩子，则热死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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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被起诉，而卡佩珀则没有。在各自的事件中，是否被起诉会基于某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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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事件中，这个人是费尔法克地区检察官雷.莫罗。在用过失杀人罪发起起诉几天后，他在记者的访问中这样解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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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需要重申很多关于儿童保护的事情。当你有孩子之后，你就要担起责任。在儿童安全问题上，我的态度非常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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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有12岁和14岁两个孩子，当他被问到是否能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时，他似乎被吓了一跳。他先解释了一些其他事情，过了十分钟才回答：“我想说，这是不会发生的，我是个非常警觉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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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朴茨茅斯，决定不起诉卡佩珀的是检察官厄尔.莫布里。他认为孩子的死亡是一个悲剧。警方的调查显示没有犯罪意图，因此不是犯罪。卡佩珀并非无情的用孩子生命做赌注，他只是忘记了孩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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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布里说：“最简单的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是将它扔给陪审团，但这样是错的。检察官的工作是实现公正，而不是完成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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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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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对与错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每个遇到类似问题的公务人员都在尽力解决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但公务员也是人，他们的判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复杂的个人经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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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布里说：“你知道么，在今天说这个事情挺特别的。”他现在有5个孩子，而今天是他曾经的第六个孩子的生日，“她1993年死于白血病，那时候她快满三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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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之后莫布里停顿了一会儿，他不想错误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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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根据法律作出的决定，他说“但我可以了解失去孩子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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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卡佩珀失去孩子之后被放回家中，在剩下的人生中都将会记得他做错的事情。而迈尔斯.哈里森则被以重罪起诉，他惶恐无神的头像出现在报纸、电视和墙上。他请了一个昂贵的律师。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和证人质询，最终没有达成庭外和解。庭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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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听取了哈里森和妻子讲述了他们在40多岁仍然想有一个孩子，于是三次前往莫斯科，并坐10个小时火车到俄罗斯腹地，最终找到收养了他们18个月大的儿子。他们的邻居证明看到哈里斯和孩子草坪上嬉戏。他姐姐则说明和夫妻两个一起用了数周时间，来给不适应环境的宝宝寻找一个理想的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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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人席上的还有哈里森的母亲，她认为哈里森是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完美慈爱的父亲。哈里森的妻子则悲痛的描述了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接到他在悲剧发生之后的电话内容——都是完全没意义的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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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费尔法克巡回法庭的奈伊法官判定哈里森无罪。法官基于之前莫布里决定不起诉卡佩珀同样的法律理由，认定本案中不存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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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判之后，哈里森喘息地哭泣着。他想站住，而一无所有的他最终跪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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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这不是过失杀人，那这是什么呢？一个意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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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外’是一个不完美的描述”，加州大学埃尔文返校的马克.沃斯考尔教授是这样评价的。他是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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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accident’代表着这个事情不能预防，‘事故incident’则听上去太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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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考尔是富布莱特项目学者，专门研究如何利用笔记本电脑帮助儿童识字。在2003年的夏天，当他吃完午餐后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发现停车场很多人围着一辆车，警察砸碎了窗户把门打开。又走近了一些，他才发现那其实是自己的车。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早上他忘记把10个月大的儿子米奇送去托儿所了。米奇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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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考尔没有被起诉，但在随后几个月内，他多次有自杀的念头。但最终自杀的冲动渐渐退去，只剩下悲伤和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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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我们缺少一个正确描述这类事件的词汇，同样，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议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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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戴蒙一边在华盛顿的酒店吃早餐一边这样解释：“记忆是一个机器，而且它并不完美。我们会希望优先想记住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的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不是这样。如果你会忘记电话号码，你同样也可能会忘记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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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分子生理学教授和坦帕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他这次是来在一个全国科学会议上演讲，介绍他关于情绪、压力和记忆相互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思考进程会从大脑中最复杂的部分，被切换到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一个竞争性记忆系统上。这个系统的设计的和恐龙一样陈旧：心不在焉、固执、没有分析能力还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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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自己的记忆力就很糟糕，最近他在开车去商场的路上，突然记起来孙女就在后座上睡觉。他记得是因为副驾驶上的妻子提到了孩子。他明白假如只是自己开车，也许就会发生不能挽回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他非常明白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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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绍说，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宏伟但又急就章的设备。表层是更新更复杂的结构，但下面则是和低级生物一样的原始结构。大脑最上方是最聪明灵活的部分：负责思考和分析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瞬时记忆的海马体。底层则是和蜥蜴大脑类似的基底节，负责控制那些本能和不自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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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说，例如在熟悉、日常线路上驾车这种情况下，人类大脑会让基底节提供类似自动驾驶辅助仪的作用。当我们的前额叶和海马体在上班路上计划自己的日程时候，你的基底节在无意识却有效地驾驶着你的车。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发现自己从A点开到了B点，但怎么都没有关于路上风景，怎么转弯之类的清晰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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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种责任分工的模式，就像交响乐一样配合的很漂亮。但有时候却变成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样，让轰隆隆的炮声掩盖了一切。 G{ knO?BK
他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让老鼠看见猫，然后记录他们大脑中电化学变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发现无论是突发性还是慢性的压力，都会削弱大脑高级功能中心，让他们更容易被基底节所压制。他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些幼儿在车中死亡的事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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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事件是否发生和之前父母的照料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有重要相关性的因素是由压力、情绪、缺乏睡眠、生活节奏改变等结合而成。这时基底节开始工作，理智思维则被弱化到无力抵抗。结果是被弱化的海马体里的记忆回路就像电脑程序一样被强制覆盖。除非记忆回路被重启——比如听到孩子哭，或者像我一样被老婆提醒，否则记忆可能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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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这时候停顿了一下。”弗吉尼亚州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由压力引发的案例，我前几年去调研过。那是一个叫什么的女人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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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叉子放下，眼光扫过天花板墙壁和地板，然后摇了摇头。他说因为会议上的压力太大，他的记忆检索能力出了问题，他现在想不起来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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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贝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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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林恩.贝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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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十月中旬，林恩.贝尔福正在电话中给新宝宝预订一个婴儿弹性椅的带子，同时试图紧急安排一个保姆，因为她需要马上去看妇产科。她刚拿到检查报告，她正在排卵，她丈夫在伊拉克，她需要用他的精子来做人工授精，但保姆现在没时间。她只好抓起妈咪包、带上孩子，赶快出门上车开走。但是孩子正在闹，于是她回头给了孩子一瓶果汁，一边看着他，一边看一眼自己头发的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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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道:“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尽力不一次做太多事情了，我已经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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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贝尔福就是通常被叫做A型性格的那种人。她是第一个承认自己性格和2年前她儿子布莱斯死亡有关联的人。事情发生在2007年3月30日，那天她不小心把9个月的孩子遗忘在工作的军法学校办公室外的停车场里。那天的天气只有十几度，但是在热学效应的作用下，当天贝尔福的车上温度超过了42度。
有一种沮丧的形象比喻可以描述那天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199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里森提出了“瑞士奶酪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灾难性的错误会逃过多重的防御机制而发生。他把瑞士奶酪切成5-6个薄片叠在一起，每片上面的小洞表示那些微不足道的潜在小漏洞。这种防御体系很少出错，但如果巧合下几片奶酪的小洞都重叠在了一起，整个系统就被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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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福把布莱斯忘在车上的那天，她一直忙到了深夜，先帮一个必须紧急带宠物去医院的朋友看孩子，然后照顾感冒了的布莱斯。因为宝宝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一直在车上睡觉，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贝尔福计划把布莱斯常用的安全座椅带去消防站请专业人士安装，所以布莱斯被放在另外一个安全座椅里，位置在驾驶员背后而不是副驾驶，因此从后视镜里看不到。因为另一辆车被借出去了，贝尔福当天还需要送丈夫去上班，所以妈咪包是放在后排座而不是在平时她会看到的的副驾驶位置。因为和一个有麻烦的年轻亲戚打电话，然后和老板电话讨论工作，贝尔福开车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紧张的通话，解决别人的问题。因为保姆换了新手机，里面只有贝尔福手机号码没有办公室的，所以当保姆打电话问为什么她没有送布莱斯过去的时候，电话在贝尔福的钱包里，没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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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片的小漏洞就这样重叠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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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为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们画出一个通用的画像来，我们为这篇文章采访的13名家长中，有内向的，有外向的，有温柔的，有阴郁的，有坚强的也有脆弱到可怕的。上面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林恩.贝尔福——一个37岁的预备役军人，曾经在战场服役，并且也在一直在她儿子的死亡事件上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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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平静的说：“我不觉得我需要原谅自己，因为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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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身材高大，行动目的性很强，走路会有节奏的摇摆。她的下巴瘦弱但是说话强硬并且不加修饰。她有趣、喧闹、直白，是那种你马上喜欢她或者讨厌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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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提议去参加迈尔斯.哈里森的审判，也是她在休庭时走向哈里森，挤开人群，用胳膊绕过他的脖子把他拉近。她在他耳边大概低语了差不多1分钟。他的眼睛睁大了，然后靠在她肩膀上像孩子一样抽泣着。她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她知道他是一个爱孩子的好父亲，他不应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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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在密西根州的中低收入家庭长大，她生活中有一个被告知是她父亲的男人，又有一个她曾经以为家里的朋友，但后来发现是她生父的男人。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离婚了，但又交换后结婚。她的生活中充满酗酒、离婚和抚养权战争。于是她满18岁后就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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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次在波黑，两次在伊拉克的服役经历，从事情报分析和工程管理的工作。她在那里学会了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她因为出色管理了4700万美元的项目而获得了铜星勋章。她结婚生子又离婚。当她遇到加勒特.贝尔福之后一个月，她就决定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将会是她的丈夫了。18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布莱斯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之后靠人工授精，她和在伊拉克的加勒特有了第二个孩子布莱登，现在他们也在用同样的方法要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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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暂停了今天的妇产科检查，而是开车前往军法学校，来展示她儿子的死亡经过——她在加勒特工作的路边停车让他下车，这不是她平时会做的事情。这会让她在潜意识中做了一个确认标记：送人任务完成。然后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当天她很明显打电话的时候开过了。或者是在和老板在讨论日程的重大变动，或者是在和她侄子在讨论如何还赌债。最后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法办公室的停车场。她将车停在和那天同样的停车位里，布莱斯就是在这里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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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就是这样了，除了旁边这两个车位当时是空的。”她说的同时，下车拿走车钥匙和妈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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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林恩.贝尔福那令人不安的故事。如果你已经先入为主，认为她的角色应该如何面对世界的话，你更会这样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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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你也许会设想她应该换一辆车。但这辆配着粉红色小铃铛方向盘套的黑色本田领航员，就是布莱斯死去的那辆。就在他死去的位置几英寸以外，贝尔福正在解开布莱登身上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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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不认为换车符合财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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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的眼睛很冷静，她的态度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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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此有不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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