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世事难料 [复制链接]

从漆黑的楼道里往下走，突然蹦出一个脏脏的小男孩，双手一张，拦住我说，“叔叔，我给你猜个谜语。没等我答话，他接着说，你猜我三叔叫什么？”我愣了半天，小男孩就使劲拽我衣服，嚷嚷着，快猜呀快猜呀。我只好摇摇头，说猜不出。那小孩乐了，说，真笨呀，我三叔叫“三儿”呀。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这件事还真挺刺激人的。想起来就让人生气。我把这事说给女儿听，她接着就能说出一大堆类似的谜语来。现在，她们管这个叫脑筋急转弯。

“西红柿和茄子打架，第一次打输了，第二次又打，还是输了。一连打了三次都输了。猜一种食品。”答案是西红柿面。

“公园里各种各样的花儿都开了，可是有五个花古嘟（花蕾）一直都没开，再打一种食品。”答案是五花肉。

类似这样的东西，女儿恨不能每天都从学校里带回好几个。我在她跟前已经得了问题恐惧症。每次她一张口，我就赶紧投降，要求她把答案一起说出来。当然，每次都会遭到女儿耻笑一番。但是，我也会有所反击。因为，我觉得这种游戏一经泛滥，质量就开始下降了，有些人为编造的东西说出来变得很无聊。于是我就用生活中最真实的谜语来考验她的智力。

我给她了讲了一件1980年代初发生在我家的一桩事，那里边夹着一个特别好玩的谜语。

那一年，我记得大约是1983年的夏天，我老家叔叔的那一个叫张起的孩子突然出现在我家。我可以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围在饭桌边的一家人就好像被孙悟空用金箍棒一指、大喊一声“定！”。我记得我妈眉头紧皱，筷子举在半空中半天没动一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得叮当乱响的工人家庭来说，那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老家突然来了穷亲戚。

时间虽然并不很长，但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把那时候的“穷”给彻底遗忘了。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从粮店买回粮食，我妈都用秤（那时候很多家庭都有那种杆秤）把它分为30份，然后用人民日报一份一份地包好。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每天1包，不准超额。大米、白面很少，主要是玉米面。所有的粮食都要照此办理。谁喊饿都不行。我和同龄人说起当年的穷来，有人也提到过一些别的办法，但是公认我家的办法是最好的，最有计划经济的特色。

张起到了，一脸的傻笑。呵呵地乐个不停。最后用一口河南腔说，二叔，婶子，你们别怕，我家有钱了，我是来买“入音机”的（录音机），居然还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台湾歌星刘文正的照片来，说就是要能放这种歌的“入音机”。

张起说，老家包产到户了，他家包了个小鱼塘，还能种藕。他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听得直流口水，恨不能跟他回老家去。尤其是他信誓旦旦地说，这回来了绝对不拿我们的东西，而且他自己还是背着一袋白面来的。

我们全家都乐了，把他让到了饭桌边，还给他盛了一碗粥，拿了双筷子，让他坐下。问起买“入音机”的事。他说，他们村的大喇叭里放的都是刘文正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而且，村长说了，“入音机”里的东西可以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听多少遍都行。他爹特想要这个东西，因为他整天都想听豫剧《朝阳沟》，他就喜欢里边的银环。

讲到这，前面给你说的那个特好玩的谜语就出现了。我妈充满好奇地问：“张起呀，你爹要买‘入音机''，给你带了多少钱呀？”这时候，张起忽地站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在我们全家人面前晃了一圈，充满自豪地大声说：“俺带了这个数！”

我们的眼球随着他那两根手指转了整整一圈，然后开始在心里嘀咕，这个数？！这个数是多少呢？全家人开始进入猜谜游戏。两百？不对。二十？不对，两千？不对？两块？也不对。没有人敢往两万上猜，因为，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心里的目标不过是争当万元户而已。

我们都着急了，张起也急了，他不住地在我们面前抖动两根手指。这个数！这个数猜不出来？！一百一呀！

简单的张起最后没能买得起当时最简单的砖头一样的“入音机”。因为那东西当时要两百二。不过，他心里并不怎么沮丧。他说，等把鱼卖了再来，另外，我家的生活不如他，这也让他得意，他说，“俺看当个北京人也没啥”。

中间过了很多年，两边都没什么来往。二十多年来，我们为生活奔忙个不停，因为张起给我们留下那么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来都没有为远在河南农村的亲戚们真正担心过什么。

去年，我父亲去世，按照老家的要求，我们把骨灰送还到祖坟上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埋在一起。张起和他父亲为我们主办了葬礼。我看到他们家徒四壁，生活异常艰难，即使是空空如野的土墙，也都被烧草的灶堂熏得黑黑的。心里一阵一阵地犯酸。叔叔因为父亲的去世哭了好几天，参加葬礼的半个村里的人都散了，他仍然蹲在墙根吸着烟袋，嘴里“哥呀哥呀”总在不停地叨念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所以中国人生活的改变也是最先从农民身上开始的。这有点像早期的中国革命，最先从中得到好处的也是农民，他们参加革命最大动力是可以打土豪分田地。那时候，以他们简单的思维肯定不可能预测到1960年初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会被饿死，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如今，改革开放25年了，他们再一次成为宿命的俘虏，又重新回落到社会阶层中最令人不忍目睹的底层里去了。

年前，我在新浪网上主持一场关于三农问题的论坛，不想却和一位著名的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发生了观点上的冲突，他号称是中国惟一用脚做学问的专家，自豪地宣称自己走遍了中国农村。可惜，祖宗三代都是城里人的他，根本不能理解我们这些仍和农民有血脉联系的人心底里存下的那一份痛。每次有人以轻佻的手势，像个江湖郎中一样给整个农民群体的命运开方抓药时，都会令我感到浑身不舒服，尤其痛恨他们那种连蒙带猜式的所谓分析和总结。他们从来不敢告诉你到底是谁害苦了农民，他们乐意劝导农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却从不承认社会缺乏正当和自由的基础。

我那可怜的三叔一直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入音机”，年过70的他大概什么也来不及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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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小时候盼着妈妈能给我们买录音机的心情了，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家里有了砖头录音机，好象是三洋的，记得有一次妈妈去上海出差，我就一直盼着妈妈能带回来两喇叭的录音机，想得都作到梦里了，当时也是没有得到。

那个年代什么都缺，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我5岁时，妈妈生病了，弟弟1岁，妈妈就派我出去打牛奶(在单位院里，安全)，排队到最后大约还剩5个人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牛奶了，除了我，其他几位都是大人，大家互相看着，都挺为难的，我当时想到的不是弟弟，而是妈妈，小小的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一句“我妈妈生病了”，虽然声音很细小，但一说出口，几位叔叔阿姨点着头纷纷走开了(现在想想他们可能是一直在注意我，也许已经想到了让我呢)。小小的我在心里谢了他们，也记住了帮助和谦让...